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再说商人。在梁漱溟眼里，商人也是能自奔前程的群体。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商业运作全都围绕统治阶级的需要。以消费活动来看，“在消费结构内部，国家军事——行政消费大大超过社会个体成员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四大比例严重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说明这是一种在大一统集权统治体制下才可能产生的，具有强烈政治军事色彩的，畸形病态的社会消费结构。”(22)其中非生产人口指统治者和官僚。他们的奢侈性消费“必须依赖于政治性的官僚俸禄与巨额的法外收入，亦即权力的支撑”。(23)在统治阶级高度集权的控制下，商人更多地体现出对政权的依附性，“既要与权力同流合污，也要时时受到政治权力强烈的干预”。(24)     中国传统社会如何没有垄断？如何没有阶级？统治者极其官僚机构不但是最大的垄断者，更是劳动的侵占者，是为统治阶级。温情的伦理，财产的均分只能在一家一族的特定利益集团内实现，不可能扩展至全社会。     2、 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的分析     梁漱溟得出的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结论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并引出自己的文化理想和乡村建设目标。但他的分析暴露出了很多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矛盾感受梁漱溟所处的紧张状态。     首先，他认为当时社会的特征是“旧社会构造的崩溃”，即“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构造崩溃，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伦理本位”的崩溃表现为伦理社会不复存在，而“如西洋人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职业分立”的崩溃表现为“受教育的机会”、“名誉面子”、“财利”等在以前分配得很均匀，而现在却趋于垄断；同时因为社会无秩序，又终不能形成垄断。“原来的循分自进之路既绝，而阶级革命之局也未成。”(25)从政治上看，“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破坏，让中国政治无办法；中国政治无办法，让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更加崩溃。”“所谓政治无办法，即国家权力不能建立，也即平常所说之不能统一。中国国家权力不能建立，是中国社会崩溃之因，也是中国社会崩溃之果。”(26)从经济上看，中国农业在“巧”、“大”的外国货的压力下，“完全变成了人家市场和原料的取给地，而落于被支配地位不能自立；同时则处处要仰赖外国，离他不得了。”(27)     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为中国文化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正是西洋文化的长处。相比之下，“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28)究其根本，“尚不在中国与西洋相遇，我们应付不了他”，而是“在根本人生上我们有缺欠”。于是西洋风气引起我们对固有文化、人生理想的厌弃与反抗，而“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29)他的这一分析可理解为，在与西洋对比中，中国暴露出了自身的短处，这短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缺欠，是中国文化失败的原因。     但他话锋一转，认为“短处正从长处来”。“中国今日的失败正从他过去的成功而来；中国人的短处，正从他的长处来；……飞得愈高，跌得愈重。”(30)梁漱溟认为中国“短于集团生活而散漫无力”的背后“隐伏着一种优越的精神在内，散漫的背后隐伏着一个人理性的申张，智慧的睿发”。(31)这种精神是儒家传统价值的集中体现，是非功利的，是天人合一的，是对生命智慧地体悟。(32)那么，梁漱溟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文化的短处并非真正的缺欠，而是原来的长处在今日面对西洋文明的攻势下已不合适宜了呢？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在今日失败的中国文化的长处还有什么资格称之为“长处”？还有什么值得梁漱溟留恋呢？ 本新闻共6页,当前在第3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