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话锋又一转——中国社会的破坏是由内力和外力共同造成的。外力指外交、军事和国际经济竞争上的失败。“惟自觉地破坏，我认为是更有力的。”“所谓自觉地破坏，那就是为外力破坏所引起之几十年来的民族自救运动。这里面包含对西洋的模仿追趋和对固有文化的厌弃反抗。”(33)梁漱溟认为当时的各种救国图强运动都没有认识到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没有把握救国的正确方法，因此“自救适成为自乱”。西洋文化已由事实证明其强，固有文化已由事实证明其弱，那么为什么追趋模仿西洋，厌弃反抗固有文化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西洋文化的长处该不该学？中国固有文化到底是长处还是短处？是否应厌弃和反抗？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梁漱溟。但他仍未马上回答，话锋再一转。     最后，他否定了中国文化的短处是不合时宜的说法。他将中国文化之真缺陷归纳为“老衰性”、“幼稚性”。在这里，他认为“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其社会中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但后来，中国文化衍生出来的习惯制度漫漫机械化了、老衰化了，形成“吃人的礼教”，因此引起了厌弃与反抗。另外，“中国文化实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而幼稚形态未除。”“其所走之路，并不十分反德谟克拉西，转而长保其不德谟克拉西的形迹。”如果中国文化“老衰性”成立，那么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论断还站得住脚吗？中国传统社会到底是吃人礼教的社会，还是伦理和谐的社会？若机械的礼教是“后来”形成的，那么中国的哪一段历史属于“后来”呢？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中所占的比重是否足以抹杀中国社会伦理和谐、自力向上的特点？梁漱溟将中国文化的成熟性定位于精神层面，幼稚性定位于现实的实用层面，“短处正从长处来”，一定程度上既为中国当时的落后找到了理由，又为中国文化保留了面子，可谓用心良苦。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种种分析所暴露出来的矛盾表明他一直处于深深的紧张之中。他所提出的是“现代化”与“儒家价值”如何才能统一的问题。按照列文森的理论，就是一种历史认知与价值选择的矛盾。梁漱溟的这种紧张可分为三个方面：在分析西方文化时，梁漱溟一方面认同西方在现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功，一方面又深刻地批判了西方“工具理性”的实质。不想让中国重蹈覆辙。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时，梁漱溟一方面推崇“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中所体现的自力向上的儒家价值取向，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那并非儒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真实面目。老衰性，即吃人的礼教才是儒家的历史形态。在面对中国的现代走向时，梁漱溟一会儿以西方的“科学民主”作为现代化方式的判断标准，指出中国文化缺乏使国家富强的现实功能，即“幼稚性”；一会儿又以在他看来体现了人类本质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儒家价值为判断标准，认为中国若为了富强而走西方式的现代化之路，也会导致人性毁蚀和价值失落的后果。梁漱溟左右摇摆、展转不定，竭力阐述得不偏不倚。最终他用实际行动选择了乡村建设作为解决以上矛盾的方法。实际上，他的乡村建设还是逃不出“中体西用”的模式。其根本原则是在“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 “民主、科学”的同时，根本的人生态度仍须以儒家准则来修正。梁漱溟相信，这样即可维系儒家的价值理念保持人性，又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三、乡村建设的实质及评价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将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在内的文化问题作为改革的对象。“中国人于其固有政治、固有经济，初未必到了不能安不能忍的分际；其所以成为问题，实有文化改良、文化提高之意义与不得不然之势在。”梁漱溟所说的“不得不然之势”是由他所分析的中国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得出的。西洋风气引起我们“厌弃反抗”固有文化，因此，提高内部文化使其“渐得挤于外而世界水平线的程度”，成为“不得不然之势”。“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亦可概括政治经济在内。”(34) 本新闻共6页,当前在第4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