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它的核心：以“人治的多数政治”为内容的新礼俗实为“圣王论”的翻版。在新礼俗里，道统和政统纠葛在一起，政治组织中充满了伦理教化的色彩——教员和乡长似乎是现代“圣王”，对于乡民的“人生向上”的要求又属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大学》）。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以外，“圣王”的理想几乎从未实现过。按照杜维明的观点，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以达到“圣王”是中国儒家的最高理想，“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47)既然儒家的这种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实际影响，那么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它能在乡村建设中实现呢？既然儒家的人生态度从未开出过“科学民主”的精神，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它在乡村建设中能保证形成民主政治制度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儒家（包括梁漱溟在内）所推崇的“内圣外王”的理想是一个假逻辑！“内圣”属伦理学的范畴，面对价值世界，处理价值判断；“外王”属于政治学范畴，面对现实世界，处理事实判断。前者回答应然问题，后者回答实然问题。两者分属两个领域，互不交融。而“人治的多数政治”、“政教合一”的模式正是伦理学与政治学混同的产物。它虽经过了民主政治组织形式的包装，内里却仍是一个伦理模式而非政体模式。梁漱溟所要唤起的乡民的主体意识是一种道德自觉而非政治主体的觉醒。     梁漱溟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复兴儒家传统的实践失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失败恰恰由于自身的社会使命感太强。这样的心态在道德上十分值得尊敬，但往往导致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不能深入探究中西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复杂性。他所处的“现代化”与“传统价值”的两难选择其实是一个幻象。儒家价值和西方科学民主并不在一个层面。梁漱溟沿用了儒家以道统代替政统的思维，所以陷于困境。但，梁漱溟所提出的，现代社会如何接纳传统价值的命题依然值得我们深思——这不是一个如何选择与舍弃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我们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在现实结构中怎样架构传统优秀精神价值，即，怎样重新定位传统价值呢？走儒家“圣王”的老路肯定是不行了，现代化和传统的二元对立也应打破——“现代”应有足够的深度容纳“传统”的惠顾。 本新闻共6页,当前在第6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