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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看待王夫之对古代作家的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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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执着
船山对文坛的批评，并不值得奇怪。但又应该承认，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更执着。特别是对于杜甫，极尽挖苦指谪之能事。而他并不是古典诗文的虚无主义者。正因为他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是过分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才对历代伟大作家如此苛求。且不谈他的哲学信奉（如朴素的唯物主义），他艰难地生活和奋斗在明清换代之际，既有军事起义的实际经验，和广泛的人际联系，又遁迹于山野面壁苦思，毕生追求的理想是纯正的经义之学、纯正的民族主义、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光大中华（但又限制君权，保护自耕农的利益），等等。其诗学的追求也是高蹈的、超凡入圣的；因之才有对于诗人的苛求。他对“诗史”之说的保留，也与他的上述整个立场相关。
船山的原圣、徵圣思想，是他文学上追求雅正、追求至善至美的原动力。而他生活在“地坼天崩”的时代，使最忠实的圣人之徒震撼，并彻底反思其深刻的教训。哲学问题、夷夏关系、君王权力、土地制度、社会道德，乃至汉学、宋学的用处，文学到底起何种作用等，都在反思审视之列。他已对君权有所怀疑（“以一人之私而徇天下之利”），但最终又不能放弃对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以维系大统、挽救危局（当时入侵的清军、溃散的官军、土匪蟊贼，都扑向老百姓，使船山痛感“国不可一日而无君”）的信奉。他认为，不但李贽那样的离经叛道船山说：李贽“以佞舌惑天下”、“以信笔扫描为文字”（《姜斋诗话》），“任他清直自炫，终为名教罪人”（《读四书大全说》）要为民心不稳、民心思变负一定之责；而且背离诗教的文人，为衣食之事而呼号倾诉，为儿女之情而无病呻吟，也是民心涣散世风淫靡的原因。所以，他不惜对作家作“横扫千军”式的批评。——这就是他的文化整合的背景和立足点。
《文心雕龙·祝盟》：“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纪昀评论说：“此虽老生之常谈，然执是以衡文，其合格者亦寡矣。”换一个说法，如果以祝盟之文应有的神圣和虔诚为标准来“衡文”，船山正是以彻底的、天真的、虔诚的、原圣徵圣的，甚至是以某种禁欲主义的诗教来“衡文”的——当然，“其合格者亦寡矣”！
对于“诗史”，“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是他的明确观点，也就是他在《诗广传》中所说的：“故诗者，与书异垒而不相入者也。”王夫之还在《古诗评选》的《上山采蘼芜》的评语中，更明确也更为激烈地指“诗史”为“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可以说，他主要坚持两点或两个区别：一、诗和史是有着不能互相代替的区别的；二、传统的好诗“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和杜甫的“以逼写见真”，是有着高下之别的。“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因其天真烂漫而符合“主文谲谏”的春秋之义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但“以逼写见真”因其太执着于描摹历史和追求写实，并不符合这种春秋之义和诗教。但王夫之关于“诗史”的批评，有一个空白点，即他没有关注“诗史”与民族兴亡、中华民族的整合、“衰世之造”的紧密关系。身处明清换代的漩涡，船山九死一生，窜身荒山边民之中，对清廷怀有可以理解的深仇大恨；惟其如此，“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对华夏民族的融合大势，却不够理解。他既没有像钱谦益（入清前）那样，强烈感受到宋元换代的大背景下“诗史”萌生的条件：“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胡致果诗序》），也没有像黄宗羲那样上升为“史亡然后诗作”的“诗史”观（黄并在民族整合的斗争中亲身作到了“早年抗清晚年顺清”）。由于这个空白点，使船山对“诗史”的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不屑一顾。至于他对“诗”与“史”的功能迥异的看法，自有其道理，有助于“诗史”之说的探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