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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看待王夫之对古代作家的批评 |
对于杜甫等，船山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这段文字：“若夫贷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没于醉饱之情，腼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甫失其心，亦无足道耳。韩愈承之，孟郊师之，曹邺传之，而诗遂永亡于天下。”（《诗广传》）——这不能不使我们痛感到，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历史使命感自励和自命的船山，在这个领域，其矛头所向是大大失准了，“别开生面”过头了。船山在哲学上已经认识到“天理”在“人欲”之中；但决不容忍杜诗将人性的、欲望的、凡俗的灰尘和泪水，带进诗歌的圣坛和净土。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想一想，如果把这些好诗从古典文学中拿掉，将是怎样的局面？
船山曾经用散文记叙人民的苦难，这里面当然充满血泪（如《读通鉴论》卷２之１７）。但是，当他将这些写入自己的诗篇时，已经净化、升华为“丹枫到冷心元赤，黄菊虽晴命亦秋”（《续哀雨诗》）这样的诗歌语言了——表面上既无血也无泪，既无欲也无嗔（他的其它诗句也不全如此）。这是船山为我们提供的某种“即事生情，即语绘状”的诗歌的范例，可以使人了解他对杜诗的某种具体要求。
当然，在艺术上，有人喜欢杜诗，有人不喜欢杜诗，这是个人的权利。杜诗因反映一个苦难的时代，麻鞋见天子，野老吞声哭，哭哭啼啼，不免低迷。特别是他后期的诗，近依严武而壮士泯没，远眺青琐而朝班零落，流离陇蜀，老病孤舟，苍凉有余，昂扬不足。船山的激烈批评中应有合理的成分，值得仔细研究。
四、整合者的复杂心态
严肃认真的整合是功不可没的，尽管也有不同的缺点和不足。但整合者的复杂心态，有时竟至对异己者必欲杀之而后快。华夏的文化传统本有反对“暴扬国恶”，主张“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一面。如王夫之说有人将杜诗的“‘沙上凫雏傍母眠’诬为嘲诮杨贵妃、安禄山则市井恶少造歌谣诮邻人闺阃恶习。施之君父罪不容于死矣。”（《姜斋诗话》）对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王夫之也十分气恼，竟声言：对作者“允膺典刑，不为过也。”（《诗广传·小雅》）
对元白的不满，古已有之。如：杜牧“著论，言近有元、白者，喜为淫言语，鼓扇浮嚣，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范摅：《云溪友议》，《四库总目提要》等则认为是李勘的话。）
《四库》馆臣还说：“李商隐‘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二句，暴扬国恶，至为无理。”（《四库总目提要》集部４８诗文评类１）——一次宫廷盛宴（唐明皇和杨贵妃亲临，有明皇、贵妃喜欢的羯鼓助兴）之后，寿王看到不久前自己的妃子已成父皇的爱妃，自然辗转难以入睡，与另一个心中无事的薛王的沉沉大醉形成反差。但这是不应“暴扬”的“国恶”呀！“罪不容于死”、“允膺典刑，不为过也”、“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暴扬国恶，至为无理”，其心理基础都在于卫道。“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还是比较单纯的卫道者的心态。至于声言“暴扬国恶，至为无理”，显然具有明显的矫饰性。
船山则是正直的，即使他对杜甫等的看法不无偏激。而且，对于李杜，他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称赞说：“艺苑品题有‘大家’之目，自论诗者推崇李杜始，李杜允此令名者，抑良有故。……李杜则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言必有意，意必繇衷；或雕或率，或丽或清，或放或敛，兼该驰骋，唯意所适，而神气随意以行。如未央、建章，千门万户，玲珑轩豁，无所窒碍：此谓‘大家’。”对陶渊明，也称赞过：“‘日暮天无语，春风扇微和’，想见陶令当日胸次，岂夹杂铅汞人能作此语？”（《姜斋诗话》）——这该使后代的人有点平衡感了。船山还不同程度地肯定过王维、杜牧、方以智、黄道周、瞿式耜等人的诗文，也是不应忘记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