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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位作家，谈几个问题
【作者】郜元宝/郑兴勋
【正文】
　　　　　　1　热爱细节的张生
　　张生从南京毕业来上海工作，小说创作收获颇丰。他自己也非常投入，碰到什么有趣　的事情，就当众宣布“我要把它写成小说”，而且一有机会就和文学悲观主义者们争得　面红耳赤。但他有时也会对小说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一会儿为了生计撰述“广告学　”，一会儿写散文，一会儿研究穆时英和《现代》杂志，就是证据。
　　这样就发展到有一次竟然兴奋地告诉我，受某人影响，他正在攻读海德格尔。张生研　究海德格尔很快就有了心得，他说熊伟在德国跟“海老师”学习，最大的功德就是把“　Dasein”用中文翻成“亲在”并带回中国，而他自己读海德格尔的收获，就是学到了“　亲在”这个词。流行的《存在与时间》中译本不用熊伟译法，换了另外一个不相干的词　，张生为之不悦者累日，尽管他很喜欢这个译本，对译者陈嘉映佩服得五体投地，爱屋　及乌，逢人就推荐陈的一本哲学随笔集，但对陈将“Dasein”译成“此在”，始终耿耿　于怀。
　　张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说什么都很认真，很“强调”，以至于让你怀疑他是否真的那　么在乎所说的一切；反之，当他目光如炬盯着你开玩笑时，你又会怀疑那里面说不定有　很认真的东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正是小说家的惯伎罢。
　　但关于海德格尔那句戏言，确实有他的体会在里面。有阵子聊天，他老是“亲在”、　“亲在”嚷个不停，以至于凡对某小说或散文有共鸣，就很自然地用“亲在”来夸奖。　我发现张生希望用“亲在”这个词表达的正是他的文学理想——首先是他自己写作的最　高追求。如果用最无海德格尔气味的大白话说出来，就是：他想用小说建立一种让你有　如亲临现场的真实感。
　　两年前初读张生小说，第一个判断是又一个马原、格非的后继者。站在故事和读者之　间唠唠叨叨说个不停而又喜欢把真实的人名地名写进小说的作家，我认为或多或少都中　了马原、格非的毒。马原、格非(或者他们共同的老师博尔赫斯)已经让人吃不消了，再　来那么多模仿者，委实多余。所以一开始对张生小说并无什么好印象，拿到手的第一个　中篇《梁思成》就几乎没有耐心仔细读完，大有悖于评论者的职业道德。
　　对张生小说态度的转变，说起来也很不符合评论者的职业道德，且充分暴露了一个人　的自私：开始接受、注意甚至喜欢张生，竟因为他越来越频繁地在叙述过程中提到“五　角场”，我十六岁至今大部分时间学习和工作的地方。因为这种出于自私的偏爱，对他　小说中经常出现“闵行”、“徐家汇”、“交大”、“外滩”、“四平路”、“乍浦路　”这些上海地名乃至直接取自朋友圈子的真名真姓，也慢慢见怪不怪了。
　　张生经常把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用于小说，虽然不能排除马原、格非影响的痕迹，却也　有他自己的理由。在纯粹虚构的作品中故意让真人真事出场，以制造某种效果，好像舞　台上正演着古装戏，演员突然叫出台下某观众的名字，逗得哄堂大笑。这种叙述方法有　段时间讨论得很热闹。我觉得张生采取这种方式，并不是如那时许多理论家在评论马原　、格非时所说，意在打破经典虚构小说的幻觉真实，提醒读者不要信以为真：“‘我’　正讲故事呢”。
　　张生的目的不是这个，他恰恰要人相信虚构的真实性。换言之，他希望在小说和生活　之间建立某种无须任何中介的直接联系。这似乎有一种悖论：既承认小说是虚构，又强　调小说中提及的事件的真实性；既不以虚构排斥事实，也不以事实排斥虚构，鱼与熊掌　兼得，虚构与真实和平共处，不许任何一方一统天下，从而剥夺另一方打动读者(取信　于读者)的力量。
　　张生的小说于是成为事实和虚构并存的二元结构，他的工作，则是寻找二元结构的一　元的共性，让事实和虚构在某一点上消融于对方。读《这也是个知识分子》、《五角场　的凤凰》、《到闵行去》、《芥末》等小说，你会被他所虚构的基本故事情节以及这些　情节散发的感情所吸引，同时也会顺着他所强调的一些“事实”想象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一些事”(最有张生味道的看似平淡实则相当用心的一篇　“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