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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的极限 |
大地的感官：阿都尼斯的复活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莫言，也许是一个“捷径”。从这个角度，复杂的问题会变 得简单和清晰起来。艺术的复杂与综合，其实是一切生命样态本身的复杂所导致的映象 ，在当代中国，哪一个作家能像莫言这样，对人类学的丰富要素有如此的敏感和贴近的 理解?他的小说中洋溢着的生命意识、酒神精神，他的活跃在细节与“神经末梢”上的 本能与潜意识，他的狂放的反正统伦理的思想、崇高与悲剧的气质，他的源自大地的根 性与诗意的境界，他的小说经验的民族与世界的双重性，还有他的充满魔幻色调的叙述 、狂欢化的叙事美学……其实都与人类学有着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如果说这一切构成 了一棵生机勃勃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人类学就是它的深扎于大地之中的根。是人类学 丰富的思想滋养和“点化”了莫言，使他原有的丰厚和朴素的民间文化经验被提升，成 为了可以具有跨文化的沟通可能的“人类经验”。
这颇近似一个点石成金的过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人们已公认了这样的 道理，但什么是“民族的”和“世界的”之间的桥梁?这正是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这 样的方法使他的描写超出了一般的“民俗”或“乡土风情”的范畴，而变成了“人性” 范畴中的生命内容。从早期受到孙犁这样的性灵与风格作家的影响，写出了《售棉大道 》、《黑沙滩》、《民间音乐》、《三匹马》……到在北京和军艺受到新文化思潮与方 法的影响，写出了历史与人类学相激荡的《红高粱家族》，他的经验方式完成了一次蜕 变，他由此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地的感官”，也由一个民间的歌手，变成了一 个“现代”的作家。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知识”远远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方 法”也不是。即使是对他最有影响的福克纳，莫言也声称读他的东西“顶多十万字”( 注：莫言：《与莫言一席谈》，《文艺报》1987年1月10日、17日。)。最重要的是思想 所带来的视野的拓展。1985年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风暴席卷庸俗社会学和政治伦理学的 年份，也正是在这一年当代文学发生了突变。在这个突变中，新的“形式”和“方法” 固然是影响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动力，还是人类学对伦理学的“革命”。在这个年份之 前，很多作家已经接近于对诸如“人的生物本能”和某些“地域风俗”、“板块文化” 的探讨，比如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类，对人的自然人性的描 写已不可谓不大胆，但是探求的视野，却仍明显地受到社会学与政治伦理学的框定。与 “寻根”思潮有着瓜葛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中都流露出了某些人类学的思想，可是 这些作品中“观念”的痕迹却往往大过了“内容”，方法裸露，所描写的具有人类学意 味的场景内容却不多。而在莫言这里，“方法论”却轻易地就变成了“感官的本能”， 他不知不觉地就绕过了对别人来说是难以逾越的屏障，把道德视阈内那些看起来非常“ 危险”的东西，轻易地就变成了“合法”甚至崇高的东西。这其中奥妙何在?正是人类 学的“生命诗学”发酵了他的那些乡村生活经验，使他越出了当代作家一直难以胀破的 乡村叙述中的风俗趣味、伦理情调、道德冲突，而构建出了一个全然在道德世界之外的 “生命的大地”，一部由人性和欲望而不是道德和伦理书写的民间生存的历史。
这是非常奇妙的，犹如一座神殿的建立和一扇魔窗的打开，世界的绽放、存在的敞开 和生命的起舞，都是自动涌现的，莫言看到了这个更深邃和生机勃勃的世界，也更无遮 障地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之中。就像《透明的红萝卜》中所写到的那深秋大地上的爱情 故事，还有少年的“牛犊恋情结”一样，它们在地瓜和萝卜被烧烤出了芬芳的气味之时 ，达到了幻想中生命的高潮——“透明的红萝卜”是什么?是少年“黑孩”潜意识中突 然膨胀起来的性能力的隐喻，这能力后来由于两个成年男性——“小石匠”和“小铁匠 ”的两种不同的优势(压抑和去势)而消失，留下了难言的抑郁和怅惘。人类学的思想使 这篇小说成为了足以触及人性最隐秘之地的诗，但这是一首人人都感到美妙、却很少有 人曾经真正读懂的诗。莫言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人类学场景”中关于“儿童性经验的合 法书写”，他没有简单和庸俗化地理解弗洛伊德，就像人类学家没有庸俗地理解弗洛伊 德一样。我相信这是天赋，是对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能力所导致的，是丰富的民 间文化、乡村生活经验、原始思维在土地神话和乡村传说中的广泛遗存所影响和铸就的 。从这个意义上，莫言可以说是一个东方式的阿都尼斯，是他首先复活了当代小说中的 “大地”，使它显现出繁茂的生机。“高密东北乡”的“红高梁世界”，即是这大地的 显形和载体。它对莫言的小说写作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