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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的极限 |
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民间世界也只有在人类学思想的烛照下，才能成为和大地、酒 神、历史和生命本体论的美学相联通的东西，而不只是习俗和风情；才能具有形而上学 的诗意，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田园诗。《红高梁家族》和《丰乳肥臀》可以说达到了这 样的境界，某种程度上《檀香刑》也达到了，但它对中西文明冲突中历史悲剧的强化， 有意识地削弱了民间生存的自足。民间在这部小说中，不再具有先验的诗意优势，这也 许可以看做是莫言“历史与人类学的二元叙事”中前者的强化和后者的衰退。
至于与人类学思想有更密切联系的“狂欢节叙述”或“狂欢化叙事”，因为涉及复杂 的美学与技术问题，我想另单独作一部分论述。
小说的伦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刚刚在上面谈了反对伦理学的意义，马上就又来讨论“小说的伦理”，但其实这是两 个不同的范畴，用“生命”来反对“道德”，本身也是小说伦理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当 它演化成了用“民间伦理”来反对“主流习惯”的时候，它甚至还是一种高尚的追求。 其实触动我写此文的直接因素，是莫言在去年早些时候的那篇讲演中所提出的那个看似 平淡、却或许会有深远影响的“作为人民的写作”的概念，“不是代表老百姓写作，而 是作为老百姓写作”。我相信这种表述不是“作秀”，因为我记起了那些眼泪——即便 是他的一篇在我看来最不像小说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也深深地印着这样的痕迹： 他是为最底层的老百姓写作的，是充满着血泪的文学，这似乎是最简单甚至看起来腐朽 的道理，但它的感人之处正在这里，其中的悲愤和哀告，就是发自最弱小者的心灵，它 没有丝毫的居于那些弱者之上的优越。一个作家的良知在这样的时候才可能真正接受考 验，他会反对一切正统的道德，但却体现着这样的道德追求，人民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 ，人民的泪水就是他要在笔下化作的滚烫文字。他不会躲开他们，用了“艺术”、“生 命”和“美”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相信莫言对最朴素的写作立场的寻求：作家首先要放弃的，就是他对老百姓的蔑视 ，这样的蔑视很容易会和“爱”混同在一起。五四以来的作家们在写到这样的“人民” 的时候，无不是充满了矛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是一个典型，他试图用 文字来拯救他的人民，但事实却是他从未相信过他们是可以拯救的，阿Q、祥林嫂、孔 乙己、华老栓、闰土……他们哪一个是可以拯救的?甚至他自己也不能被拯救——“狂 人”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隐喻，深深的孤独毁了他的自信。这就是启蒙主义者和他们的叙 事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某种意义上鲁迅后来不再写小说，也与这样一个矛盾有着深层 的关系。在他之后，知识分子的从“为人生”到“为人民”的写作，无疑体现着他们对 高尚的写作伦理的不懈追求，但其中不可否认的，也暗含了他们的优越感和权力思想。
有没有真正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我表示怀疑，因为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也没有必 要“写作”的；但我又相信莫言的真诚，这种将自己视同老百姓的“平民意识”，是对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心态的反省。这种反省固然跟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情境— —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遭到了来自商业暴力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兑——不无关系，包含 了某种“表述的智慧”，但也是基于对前人写作的认真思考。莫言之所以认同“民间” 的价值立场，而对“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和趣味发生怀疑，在我看既是对一个固执的 自我幻觉的扬弃，同时也是对写作的价值和伦理的一个重新定位。其实也许可以这样说 ，以“知识分子”的心态反而是无法真正“代表人民”去写作的，而只有“用老百姓的 思维来思维”，才会实现“真正的民间写作”——在事实上书写出人民自己的意愿，这 应该是这句话的真正潜台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一概念是真正知识分子化的 一种理解，不仅是身份的降解，也是一种醒悟，一种精神的自省与自律。我认为，莫言 也许因此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令二十世纪中国的作家长时间地陷入迷途的问题。因为 在多数情况下，“为人民”或“代表人民”的写作，虽曾以其崇高的人文和启蒙含义激 励过无数的作家，但“被代表”之下的“人民”却往往变成了空壳——他们生活的真实 状况和他们的所感所想，从未真正得到过揭示，正如德里达所欲图解构的“关于存在的 形而上学”一样，“人民”，他们无形当中的“所指”会变得隐晦不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