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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的极限 |
伟大的汉语小说应该具备那些品质?我似乎应该首先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所以认同莫言 所说的“作为人民在写作”的观点，首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莫言在这部小说中成功地实 践了这一观点。因为他是“作为老百姓在写作”的，所以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实践了“伟 大小说的历史伦理”。这个问题要弄清楚非常不容易，但是也可以简单地说，一部书写 历史的小说，是不是在体现作者的“历史良知”的时候体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在接近民 间的真实和人民的意志、“老百姓”的意识方面，达到了“最大的限度”，这是判断其 品质高下的首要标准。《丰乳肥臀》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充满血泪和诗意的波澜壮阔 的书写是无人可比的；它对人民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感人描写，它的秉笔直书 的勇毅与遍及毛孔的锐利，在所有当代文学叙事中堪称是首屈一指的；它在把历史的主 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值还原于民间、在书写人民对苦难的承受与消化的历史悲剧方 面，体现出了最大的智慧。
请注意，我这里首先是把《丰乳肥臀》作为一部历史叙事的作品来谈论的。在中国文 学的传统中，“历史”不但是一种书写的题材空间，同时也是一种品格与价值尺度，人 们把杜诗称作“诗史”，把《史记》称作“无韵之《离骚》”，可以看出“诗”与“史 ”两者价值的互换，互为阐释和评价标准的特殊关系。能够写出“诗史”的诗人，也就 变成了在“伦理”上最受尊敬的诗人——杜甫因之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诗圣”。“史” 是什么?在最古老的文字中，“史”的本义是“中”，《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 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可见，史的品质在于其“中正”和“真”。因此，秉笔直 书即是史家之德，所谓“良史之笔”。文学也一样，其实把历史交还于人民和民间就是 最大的“真”，这需要勇气和胆识。从某种意义上，书写历史也是解释现实，反过来说 ，书写历史不能中正真实，往往也是因为现实的种种框定限制。反过来说，坚持历史的 真，也就是对现实的正直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老百姓的立场——也即是“人民 ”和“民间”的立场来书写历史，体现了小说的根本伦理。
伟大的小说当然要遵循这样一个伦理。我们曾充分地肯定当代先锋作家的“新历史主 义”小说实验，肯定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等人的作品中丰富而新异的历史理念与 叙事方式的探求，但同样也不要忘记，更具有“历史的建构”意义的，不仅是强调“怎 么写”，而且更注重“写什么”的，可能还要数几位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作家。我看重《 丰乳肥臀》中的历史含量，如果说先锋新历史小说是在努力逃避历史的正面，而试图去 历史的角落里找寻“碎片”的话，莫言却是在毫不退缩地面对，并试图还原历史的核心 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历史主义是更加认真和秉持了历史良知的。虽然“人民 ”这样的字眼如今已遭受到了“德里达式”的质疑，但我依然坚信，当我们在面对一段 历史——尤其是一段具有一个完整的“历史段落”的意义的历史——的时候，“人民” ，作为历史主体的意义，仍然是历史正义性的集中体现。这是伟大小说应该秉持的历史 伦理学。
然而崇高的伦理并不能单独构成“伟大小说”的要素，在《丰乳肥臀》中，上述完整 的历史段落是通过一位伟大“母亲”的塑造——即上官鲁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 ，来建立和体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是这位母亲造就了这部小说的伟大品 质。在已有了百年历史的新文学中，说这样的形象是第一次出现决不是夸张。莫言用这 一人物，完整地寓言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血色历史，而她无疑是这一历史的主体— —“人民”的集合和化身。这一人物因此具有了结构和本体的双重意义。莫言十分匠心 地将她塑造成了大地、人民和民间理念的化身。作为人民，她是这个世纪苦难中国的真 正的见证人和收藏者，她不但自身经历了多灾多难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经历了被欺压和 凌辱的青春岁月，还以她生养的众多的儿女构成的庞大家族，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各种政 治势力发生了众多的联系，因而也就无法抗拒地被裹卷进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 所有政治势力的争夺和搏杀，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由她来承受和容纳一切的 苦难：饥饿、病痛、颠沛流离、痛失自己的儿女，或是自己身遭侮辱和摧残。在她的九 个儿女中，除了三女儿“鸟仙”是死于幻想症，是因为看了美国飞行员巴比特的跳伞飞 行表演(这好像和“现代文明”有关)而试图效仿坠崖而死之外，其余七个女儿都是死于 政治的外力，死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杀伐争斗，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残废”的儿子上官金 童。显然，“母亲”在这里是一个关于“历史主体”的集合性的符号，她所承受的深渊 般的苦难处境，寓言了作家对这个世纪里人民命运的概括和深深的悲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