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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的极限 |
这样问题就变得简单了，“戏剧性”差不多正是“狂欢节化”的同义语，戏剧性因素 的含量，决定了小说是否具有复调的性质，也决定了其对历史的叙述是否达到了应有的 深度与活力。“小说的诗学”就这样变成了“历史的诗学”。以往包括革命小说在内的 “伦理化”叙事所表现出的问题，正在于它戏剧性的匮乏，及其单一视野与腔调的表达 。莫言小说中丰富的戏剧性因素，不但实现了对历史丰富性的生动模拟和复原，也体现 了对长篇小说的文体的创造性改造。从《红高粱家族》到《丰乳肥臀》和《檀香刑》， 其生命意志对“伦理意志的弱化”在叙事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巴赫金论述的“狂欢节” 体验在叙事中所产生的效应一样：原始的语境出现了，诙谐具有了更广博的含义，人物 的本能得以释放，民间世界的永恒意志代替了一切短暂的东西，权力、统治、主宰绝对 价值的所谓“真理”，都处在了被反讽的地位，历史的本源的多样性、歧路与迷宫般的 性质开始自动呈现……与此同时，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大地、酒神和自然，同这两个 概念也紧密相联，它们共同构成了小说叙事中的伟大气质与美感力量。
我用了这么大的篇幅来说明这两个小说概念，其实可以直接地用来解释《丰乳肥臀》 中的叙事特点——尽管我可以肯定地说《丰乳肥臀》不可能是莫言读了巴赫金小说理论 的结果，但人类学的思想构成了他们共同的资源。对莫言来说，他的创造性在于，他在 对历史的叙述中最大限度地开启了存在与生命的空间，并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历史诗 学”，这也是他在当代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中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从广义上说，“人类学”和“历史”本身，在莫言的小说中构成了一个大的复调结构 ，前者的横向弥漫性和后者的时间链条感，前者所显示的超越伦理的生命诗学和后者所 体现的求解历史的道德良知，达成了互为丰富和混响的效果。如果具体地来看，在莫言 的几个重要的长篇小说中，通常都有两个以上的“叙事人”，实际也就是有了两个“视 野”和两个不同的“经验处理器”。这并不是最近的事情，在最早的《红高粱家族》中 ，两个叙述者“父亲”和“我”，即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叙事结构。“父亲”不但 是小说中的人物，而且也是作为“目击者”的“第一叙事人”；“我”则是历史之河的 这一边的隔岸观火者，用今天的观察角度来追述和评论“父亲”的经历；同时，在大部 分时间里作为“儿童”的父亲，同“爷爷奶奶”的生活经验之间，也构成了很大的距离 感，这样他对历史空间里的叙述，就拥有了两个甚至三个“声部”，这样，不同的叙事 因素就都被调动起来了，在“混响”式的关系中，童话的、传奇的、鬼怪的、神秘和浪 漫的民间事物，就以狂欢节式的方式出现在作品中。“爷爷奶奶”的传奇经历，构成了 高密东北乡的神话世界；“父亲”的非理性的儿童式的感受方式，则构成了英雄崇拜的 浪漫记忆；而“我”的“当代性”角色与身份，则构成了对这神话世界与浪漫记忆的追 慕、想象、评述与抒情，并对当代文化进行愤激的反思。这是构成这部小说激情与诗意 的“狂欢”气质的根本原因。
《丰乳肥臀》中，母亲和上官金童这两个主要人物也构成了类似的复调叙事关系。母 亲是生活在她自己的历史逻辑里，民间的生活形态几乎是永恒不变的，她所感受的世界 既动荡又重复，她以不变的意志与方式承受和消化着一切灾难和变故，她所生发出的是 悲壮和崇高的诗意；而金童则无法抗拒地进入了现代中国的“激流”之中，他站在“过 去”和“现在”的断裂处，看见的是万丈深渊，所显示的是怯懦、逃避和低能，他所生 发出的是荒谬和滑稽。这样中国现代历史的价值双重性与审美的分裂性，就以美学的形 式体现出来。它实现了这样一个悖论：书写了一幕“狂欢着的悲剧”，或者以悲剧的本 质，透视了历史的狂欢。只有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眼光中，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传统 ”和“现代”的二元命题才能真正得以展现。如果只是由其中一个构成单一的叙事结构 ，那就不是莫言了，那样的叙事我们在以往和在别处，都看得太多了。 | | |
